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名词解释)

2024年5月10日 am8:45 • 财经频道 • 阅读 9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讯记者张守营报道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宏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9～2020）》。本年度“宏观经济蓝皮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宏观报告，第二部分为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报告。

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2019年突破60%，为60.6%，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着城市化的投资和生产，但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0%后，城市规模效应便逐步稳定，人口城市化转移仅依循城乡人口自然增长，库兹涅茨的城市化的“建设周期”基本结束。2030年后，由于城市人口比例高、年轻人多、预期寿命长，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会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但这种城市化率的提高不具有人口转移带来的聚集效应，相应地为聚集而大幅度投资的“建设周期”结束，城市化加速经济增长路径转向平稳路径。

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35年将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在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最重要阶段，首先遇到的是问题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的消失，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增长路径需要转换，这一转换没有强的经济激励；其次与原有高速增长相伴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即模式中的控制系统（宏观制度）的导向需要转变，需要重新确立激励方向、相关结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生产结构、利益格局等）和动力机制（正反馈机制），才能改变路径锁定状态。中国从经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单一物质增长转向以“人的发展”为基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全新的激励目标。相应的发展模式也要做出巨大的调整，否则难以实现这一转变。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中，一方面要融入更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新要素，如将创意、人力资本、知识与数据等变量加入创新变量组中；另一方面要将非经济要素加入基本增长模型，如将绿色作为可持续度量变量、共享作为包容性变量加入模型。而在经济因素外，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作为制度性治理变量，同样是重要的新变量，也要加入增长模型中。高质量增长模型要素组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增长模型，而被解释变量也不再是GDP，而是包含了基于人的发展的多维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增长路径的改变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原有路径和发展模式都会阻碍这一改变。应吸收超前性的意识，开拓未来的方向，最终依据路径导向，积极改变发展模式，制定基于中国“人的发展”的宏观激励目标和配置体系，形成新的基于新要素的结构，建立新的非经济要素的“正反馈机制”，通过国民积极参与打破路径锁定，形成新的路径、模式（激励）的双重转换。

必须打破增长路径依赖和原有发展模式下的利益格局的锁定，否则很难转向新的发展路径，导致经济停滞。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成为模式转换的根本。路径依赖原来自对技术路径的讨论，诺思（North,D. C.,1994）将其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涉及很多命题，蓝皮书从以下三大问题入手讨论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①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报酬递增机制是保证路径持续性的逻辑，经济报酬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并形成一个单一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格局。②制度变迁动力机制揭示了制度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产权安排制度效率。“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呵护理性的智力成果，”通过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一组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因此对制度的变革不单是一个经济绩效问题，要把绩效拓宽为“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都包括在内”（诺思，1992）。③路径锁定，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历史选择对现在选择的约束性。

很多学者沿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又做了很多探索，特别是在打破路径依赖方面。打破路径依赖的相关分析有对路径构造、路径依赖与路径构造的相互作用，以及共同演化过程构造和挑战路径等很多问题的讨论，并延展到微观层面（刘汉民等，2012）。从现有的分析看，由于规模递增因素消失，原有的路径需要改变，从技术进步和微观组织分析看需要侧重于再构造新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路径，但这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与制度而言是不可行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持续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经济转入规模收益递减路径后，往往也是从赶超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狭义的增长绩效难以持续提供规模递增的回报，改变增长路径并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变得非常不易，其中两个方面的拓展是必需的：第一是高质量转型过程中广义绩效的加入，即基于人的发展的福利目标构造；第二是“正反馈”机制需要拓展到意识形态、降低交易成本的政治和法制体系构建以及社会参与等非经济类要素的“正反馈”，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基于人的发展的高质量增长路径的方向性改变和激励过程依然是可构造的，并通过使用经济奖励和惩罚来影响路径发展过程，通过非经济的多因素建立“正反馈”机制，形成经济与社会等的共同演化过程，打破原有利益锁定，形成新的模式。这个过程保持了渐进性、正反馈、共同参与，并保证了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共享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以及经济的平稳增长。路径转换模式与激励的特性更多来自目标转变、激励机制改变、社会参与度推动“正反馈”，以及利益再调整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锁定，这些都是改变路径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中国政府和学者对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型方向已经达成共识，而且中国也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但路径转型依然举步维艰。赶超增长的路径依然有其增长空间，未到极限，而新增长路径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均衡、可持续的增长，呈现的是规模收益递减特性，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与“规模回报递增”的历史观念和路径非常不同。新增长路径需要的是经济绩效方面以创新为中心的内生增长的制度设计，需要更广泛地放开产业管制，特别是让大众参与到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来，形成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知识社会改造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获得非经济报酬类的激励。这次转型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新转型方式，宏观资源配置和激励体制改革是推动转型的根本。要通过宏观资源配置体制和激励目标的转变，积极提高社会参与性，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推动路径转向。这是一个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也是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路径转换的另一大风险就是，由于“规模收益递增”接近尾声，可用的正向经济绩效激励或可分享的利益越来越少，既得利益者会展开存量博弈：第一种是透支未来，增加高负债，试图延续“规模收益递增”；第二种是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强占弱势群体的分配份额，强化分配不公和加大收入差距；第三种是通过更多的干预、管制等损害市场机制，设租寻租，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效率。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形成的利益锁定在微观层面要降低交易成本，不断吸收具有“规模递增性”的新要素，积极推动和深化市场配置资源体系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同时，要尽快推动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矫正政府干预资源的行为，积极改变增长路径的导向、激励目标，促进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参与，消除路径依赖对新增长资源的消耗，为转型创造有利的宏观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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